第517章 社会结构的初次震荡（2/2）

一个更根本的挑战在于贡献点系统的公平性。这套在战后重建时期建立的、旨在衡量个体对文明贡献度的系统，原本主要依据劳动时间、工作复杂度和成果价值。但现在，一个接受了NCO增强的科学家，其单位时间内的科研产出可能数倍于未增强的同行；一个PEP增强的工程师，能独立完成过去需要一个小组才能完成的工作量。那么，他们的贡献点应该如何计算？是按照绝对产出，还是应该考虑其“基础能力”的提升所带来的“不公平”优势？

这个问题在议会引发了激烈辩论。一派认为，贡献点就应该奖励实际产出，激励人们利用一切合法手段提升效率；另一派则担忧，这会导致增强者迅速积累大量贡献点，加剧社会分化。最终，一个折中的“能力校准系数”被引入系统，试图在奖励产出和考虑起点公平之间找到平衡，但其复杂性也引来了不少诟病。

最后，震荡体现在社会阶层与流动性的变化上。

尽管联合议会努力推动技术普惠，但顶尖的、定制化的增强技术依然成本高昂，初期往往只有精英阶层或从事关键行业者能够优先享受。这导致了一种隐性的“增强壁垒”的出现。一些社会学家警告，历史上基于财富、出身的不平等，可能正在被基于“基因配置”和“增强程度”的新不平等所取代，而且这种不平等可能更加固化，因为它直接关联于个体的生理和认知能力。

叶辰通过苏雨晴整理的社情报告，密切关注着这些社会震荡。他清楚地意识到，技术可以突飞猛进，但社会结构和人的观念的调整，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。

“我们释放了巨兽，”叶辰对苏雨晴说，目光中带着忧虑，“现在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驾驭它，为它建造新的、更坚固的围栏，同时确保它不会踩踏掉花园里其他珍贵的植物。”

这些社会结构的初次震荡，像一个强烈的信号，提醒着文明的掌舵者们，必须对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——教育体系，进行一场彻底的、颠覆性的改革，以应对这个个体能力差异巨大、知识更新速度爆炸的新时代。